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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演達1926年廬山兵諫蔣介石
作者:SOHU    文章來源:SOHU    點擊數:    更新時間:2012-02-25

  【鄧演達】﹙1895-1931﹚

  人生簡述:1895年生于廣東惠陽永湖鄉(今惠城區三棟鎮)。 1920年參加粵軍,成為孫中山的積極追隨者。 1925年任黃埔軍校教育長。1926年7月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,隨軍北伐,指揮攻克武昌。 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變后,力主東征討蔣。同年11月1日,與宋慶齡等在莫斯科發表宣言,聲明繼承孫中山遺志。 1930年8月,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,時稱“第三黨”。1931年,在籌劃反蔣軍事行動中被捕殺害。

  經典語錄:“我與大家一同被捕,有我在,一切由我負責,我萬一逃脫,蔣必殺大家以泄憤。 ”1931年在上海,鄧演達被關在單間牢房中,有個看守愿冒死竊取鑰匙,打開牢門與他同逃,他婉言謝絕。

  1961年,毛澤東在與周谷城的談話中說:“鄧演達先生這個人很好,我很喜歡這個人。 ”

  鄧演達是我國著名政治家、軍事家、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。他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,北伐時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,大革命失敗后,他曾公開發出《討蔣通電》,1930年在上海成立“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”(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),準備以武力推翻蔣介石的統治。 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,押往南京,同年11月29日犧牲。支持 與毛澤東合作開展農民運動

  鄧演達曾任黃埔軍校教練部代理部長兼學生總隊長、黃埔軍校教育長,在黃埔軍校中實力僅次于蔣介石。鄧演達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,在國民黨中有著很高的威望,是蔣介石當時最強有力的政治對手。

  毛澤東讀史的批語中,還有一處提到了鄧演達。毛澤東在讀“二十四史”之一的《新唐書·徐有功傳》時,針對徐有功說的一段話,曾寫下了這樣的批語:“命系庖廚,何足惜哉,此言不當。岳飛、文天祥、曾靜、戴名世、瞿秋白、方志敏、鄧演達、楊虎城、聞一多諸輩,以身殉志,不亦偉乎! ”

  毛澤東和鄧演達很早就認識了,鄧演達對毛澤東很看好也很支持。在大革命時代,他倆在農民問題、土地問題上志同道合,互相支持。他們都認為中國革命如果沒有農民參加,就不可能勝利,認為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。 1926年底,當毛澤東到湖南各地農村進行考察,寫出了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》,熱情謳歌湖南農民運動時,鄧演達也在很多場合發表演說、撰寫文章,熱情贊頌湖南農民運動。而當時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等人卻對農民運動持懷疑、反對態度,更不贊成毛澤東在《報告》中的觀點。無怪乎過了好多年,毛澤東回憶此事時,還不無感慨地說:“大革命時代做農民運動,陳獨秀、彭述之不同我合作,倒是鄧演達肯同我合作。 ”

  在大革命時代,鄧演達對毛澤東十分器重。 1926年2月,當鄧演達主持中國革命軍總政治部,設立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時,他就想到了毛澤東,特聘他為委員;同年4月,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決議成立土地委員會時,鄧演達又在會上親自提議請毛澤東為委員;為了加強對全國農民運動的組織領導,鄧演達決定成立全國農民運動臨時執委會,又特請毛澤東為委員、常委、組織部長;當鄧演達擔任中央農民部部長時,為了培養農民運動干部,在武昌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,鄧演達自任所長,而特聘毛澤東為副所長,主持所務。由此可見鄧演達對毛澤東是多么賞識。出走 遭通緝流亡莫斯科

  由于鄧演達忠實遵循孫中山遺教,認真執行“聯俄、聯共、扶助農工”的三大政策,在1927年3月10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,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、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、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和中央農民部部長,并任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等職。

 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,血腥屠殺共產黨人,4月18日在南京另組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,發出“秘字第一號令”,將鄧演達與許多共產黨領導人一起列入“通緝”名單。

  1927年6月30日,鄧演達鑒于革命形勢逆轉,又感到無力挽回狂瀾,就懷著沉痛的心情,決心出走。

  臨走前,他給國民黨中央委員寫了一封告別信。信中說:

  我以為總理的三民主義是我們革命的張本,照著總理的三民主義去做,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數民眾——尤其是農工群眾的擁護,可以完成革命。不幸到了今日,總理的三民主義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……我因為這個,所以離開了目前的工作,而且希望我們黨的領袖們反省。

  信中最后說:

  同志們,革命是我們的職業,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是我們的立場。同志們大家奮斗!我們一定在最近的將來和大家再見!

  鄧演達將信發出后,即化裝為檢查電線的工人,離開武漢,沿京漢線北上鄭州,再轉西安,經五原、榆林,越沙漠,到西伯利亞,最后抵達莫斯科。

  鄧演達于1927年8月15日抵達莫斯科后,一直在思考中國革命問題。他認為大革命的失敗,首先是領導機構的罪惡;要繼續進行農工的解放工作,只有否定這一領導機構,建立一個革命的、代表農工利益的和能戰斗的指揮機構。

  1927年10月,他和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宋慶齡、陳友仁交換了意見。他們一致認為,為了不中斷中國革命,有必要成立一個臨時性的革命領導機關——臨時行動委員會。其任務在于宣告南京、武漢的國民黨中央之罪惡;迅即籌備召集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,選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,以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;籌備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,以解決一切革命問題。臨時行動委員會到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成立日起,即行取消。

  根據這一精神,由鄧演達起草了《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》。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名義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發表。被捕 起義反蔣功敗垂成

  1930年5月,鄧演達回到上海。他一到上海,就與同志們醞釀成立新組織的問題。 1930年8月9日,在上海法租界召開了“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”成立大會。到會的有十個省的代表,包括黃琪翔、章伯鈞、季方、朱蘊山等三十余人。會議由鄧演達主持,通過了六項信條和鄧演達起草的綱領《我們的政治主張》,選舉了中央機構——干部會,由鄧演達任中央干部會總干事。至此,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(這一組織便是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,1947年始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)。

  1931年2月,寧粵分裂,國民黨中有不少中央委員不愿與蔣介石合作,而紛紛去廣州,另組國民政府。在這樣的形勢下,鄧演達同陳銘樞、楊杏佛等密商起義反蔣的軍事行動。他們商定:陳銘樞到江西吉安把“圍剿”紅軍的十九路軍調廣東,樹起停止內戰和反蔣的旗號;鄧演達去江西臨川一帶,策動“圍剿”紅軍的十八軍起義;同時,聯絡武漢駐軍以及西安和華北方面原西北軍一起響應,以推翻蔣介石的統治。

  1931年8月17日,鄧演達臨啟程去江西前,不幸在上海被捕了。犧牲 誓不低頭被秘密殺害

  鄧演達被捕后,蔣介石立即從南京打來電話,命令將鄧押往南京。鄧演達在南京關押期間,蔣介石要他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,宣布解散組織;又提出由蔣任總司令、鄧任副總司令,一同去江西剿共,或者派他出國考察。這一切,都被鄧演達一句話擋回了:“我要為中華民族維護正氣! ”

  蔣介石無計可施,便把鄧演達轉移到紫金山麓的茅屋內,嚴加看守。當時,有位看守遞出鄧演達寫的一張字條,大意是:他已移至南京郊外,難再聯系,愿做白發囚徒,要同志繼續為革命努力。

  鄧演達在紫金山麓被囚禁一個月后,適值蔣介石要宣布下野。據說,蔣介石清楚地知道,他下野后,鄧演達很有可能上臺。鄧如上臺,對他威脅最大。于是,他便在下野之前,迫不及待地下令將鄧演達秘密殺害于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。那是1931年11月29日,鄧演達時年36歲。

  鄧演達在大革命時代忠實執行孫中山“聯俄、聯共、扶助農工”三大政策,積極與中國共產黨合作,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貢獻,并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。鄧演達在毛澤東心目中,正是為了正義事業,不惜“以身殉志”的節義志士。所以,毛澤東才會在1961年與周谷城的談話中說:“我很喜歡這個人。 ”

  1981年,中央領導同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,把鄧演達列為“一貫支持”中國共產黨的“親密戰友”。歷史再一次肯定了鄧演達的革命功績與地位。本報特約撰稿劉繼興鮮為人知的廬山兵諫

  張學良、楊虎城發動的“西安事變”國人皆知,其實,在“西安事變”十年前的廬山,發生過一次未曾披露、鮮為人知的“廬山兵諫”。一次針對蔣介石的“兵諫”,逼迫蔣介石繼續“北伐”,完成統一中國大業。發動這場“兵諫”的,主要是鄧演達,還有唐生智。蔣介石按兵不動

  1926年12月中旬的一天,鄧演達上了廬山,下榻于長沖河橋南端的一棟別墅。他請北伐軍第一路總指揮唐生智前來密議大事。

  原來,這年7月12日,國民革命軍兵分三路北伐。第一路軍很快攻占武昌,廣州國民政府隨即遷往武漢。第二路軍不久也拿下南昌,本應繼續揮師北上,誰知跟隨第二路軍行進的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卻按兵不動,甚至要國民政府遷到南昌來。眼看北伐大業有被斷送的危險,鄧演達十分焦慮,馬上寫信給唐生智,把蔣的企圖告訴他。唐生智把信給國民政府主席、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看,汪極為震怒,建議開除蔣介石的黨籍,撤消他的總司令職務。但此時要剝奪蔣的兵權已非易事,汪精衛和眾人商議,決定先把江西地盤奪過來,孤立蔣介石。

  于是,汪精衛任命朱培德為江西省政府主席,命李宗仁率軍從湖北陽新向江西逼近。蔣介石也調兵遣將應對,同時任命李烈鈞為贛府主席。江西同時出現兩個“省府主席”,蔣、汪之間的斗爭表面化了。蘇聯軍事顧問鮑羅廷趕忙出面調解蔣、汪之間的矛盾,請兩人上廬山當面商談,統一認識。鮑羅廷約定雙方只能帶幾名高級助手和少量警衛。于是鄧演達、唐生智都上了廬山。兵諫逼蔣繼續北伐

  深知蔣介石秉性的鄧演達知道蔣決不會向汪精衛妥協,也不會再聽從鮑羅廷的意見,只有另想辦法或許還能使蔣改變主意。鄧演達思慮再三,決定抓住這次機會實行“兵諫”,迫使蔣介石繼續北伐。鄧演達特意請唐生智前來密商,唐開始還有些猶豫,但在鄧反復勸說之下,終于答應和鄧一起發動“兵諫”。

  幾天后的一個深夜,鄧演達和唐生智來到蔣介石下榻的仙巖旅館,敲響了大門。幾名門衛見是兩名高級將領要面見蔣介石商量要事,便把門打開。潛伏在大門兩旁的官兵一擁而上,繳了守衛的械,簇擁著鄧演達、唐生智直奔蔣介石臥室,把蔣介石從床上趕了起來。

  蔣介石一見面前的北伐軍將士個個面帶怒容,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他故作鎮靜,將官兵讓進客廳,叫大家有話慢慢說。官兵們紛紛要求蔣繼續北伐,統一中國。蔣介石連連點頭,說這是大事,需要多加商量。

  不一會兒,鮑羅廷、汪精衛匆匆趕來。鮑羅廷邀請蔣、汪上山面談,本想平息內訌,沒想到事態變得如此嚴重,處理不好,會引起更大的沖突和分裂。鮑羅廷當即請蔣介石、汪精衛令所帶警衛兵力全部離開仙巖旅館,各后撤一里,中間為安全帶,誰也不能擅自越界。當蔣、汪警衛人員都撤離后,鮑羅廷和蔣、汪商定了幾條意見:一、立即恢復蔣介石自由;二、蔣介石此后不得追究此次行動所有人員的責任;天亮后蔣、汪人員分別由廬山山南、山北下山,然后在武漢集結,召開國民黨大會,共商北伐大事。鄧演達、唐生智見事已至此,也表示同意。

  但蔣介石下山后,并未遵守諾言去武漢,幾個月后在南京成立了新的國民政府。他對發動兵諫的鄧演達恨之入骨,鄧因此被迫流亡國外。據《人民政協報》報道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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